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捞正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燃爆点,睦邻不睦。从中国黄海、东海一路蜿蜒而下直到南海,近十年以来,中韩、中日、中越、中菲的海上捕鱼摩擦一直不断。中国渔民因“非法捕捞”被韩国、日本、越南、菲律宾等国拘押、扣船、判刑、罚款的,司空见惯。渔民们的种种不堪遭遇,宛如家门口被欺负,一次次登载媒体,也一次次煎熬着国人一奶同胞的情感,蹂躏着国人的尊严。中国大陆海岸线绵延18000公里,海域广阔,渔业资源自古丰富,渔民们缘何舍近求远,远渡重洋,冒死越境捕捞呢?首先,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其实并不特别丰富。虽然中国拥有漫长海岸线,却没有一处大洋型海洋资源区。中国海疆被局限在那些散落在太平洋中的岛链之内。这种先天局限使得中国海洋专属经济区内的资源量,远远小于一些海洋渔业大国。比如日本拥有的鳕鱼资源量数以千万吨计,而中国四大经济鱼种之一带鱼,历史上最大年产量仅50万吨,相差了两个数量级。这种绝对量的差距再加上中国巨大的人口因素,平均到每个中国人身上,中国在海洋资源拥有量上明显处于弱势地位。其次,中国人啥都吃,整个海洋食物链都在国人饕餮食谱中。像日韩等海洋大国,国民集中消费的,往往是海洋食物链中的几种海产品,如马哈鱼、鳕鱼、金枪鱼、虾类等。而中国人饮食习惯较杂,海洋中能吃的都烹调成美食。国人海鲜消费的强大拉动力,必然导致捕捞的不遗余力,这也导致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海洋资源的再生能力。著名海洋专家周遒麟说,将东海现有的渔船都动员起来进行捕捞,只需两周,就可将整个东海渔业资源捕捞一空。再次,海洋污染日益恶化。诸如渤海湾康菲等石油泄漏污染,各沿海城市重工业、轻工业排污入海,各地急功近利,GDP挂帅而忽视环境保护,导致渔业资源进一步衰竭。世界海洋专家克里斯滕森早已发出警告,当海洋环境处于亚健康甚至污染状态,海洋鱼类结构发生变化,将会使海洋生态和捕捞业陷入恶性循环。更令人纠结的是,中国海洋渔业管理滞后,执法不严,长期掠夺式发展造成近海无鱼。去年春天,我应邀去素有“东海鱼仓”和“中国渔都”之美称的舟山,考察现代海洋休闲旅游。陪同的市政府秘书长告诉我,“舟山近海渔场无鱼。带鱼像筷子,鲳鱼像扣子,大小黄鱼基本绝迹”,让我倍感震惊,不敢相信。餐叙时,舟山旅游局长无奈地说:“一条野生大黄鱼的市场价动辄数千元乃至上万,在舟山都已难得吃到。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曾经超过十万吨的鱼种有16种,如今只剩下8种。墨鱼主要产地在舟山近海,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衰退,至90年代中期几近衰败,海中也难觅踪迹。目前市面上墨鱼都已经不是正宗的。”不仅舟山群岛如此,从辽宁到山东,再到两广,中国沿海各地都纷纷出现“近海无鱼可打”的窘况。据中国海洋报记者披露,在海南,近海渔类资源也几近枯竭,当地渔民甚至用“守株待鱼”来形容生存的艰难;在广西,从北部湾传统渔场撤回的渔船高达5000多艘,直接危及广西全区渔民的生计。掠夺式捕捞导致近海无鱼,捕捞效益下滑,由此不得不增大捕捞力量和强度,从而资源破坏,单产下降,效益下滑,又再增加捕捞力量和强度,过度捕捞,大小通吃,恶性循环,对渔业资源形成毁灭性的破坏。针对海洋渔业困境,中国已普遍实施休渔制度,但这种措施雷声大雨点小,执法疲软乏力,难以抵挡渔民严重膨胀的捕捞。多重掠夺式发展,致使中国渔民“失海”问题犹如中国农民“失地”问题一样,日益严峻。“近海无鱼”,就如同农民的庄稼地荒漠化、盐碱化一样,今后渔民靠什么吃饭?更甭提小康了。“日出撒网、日落满仓”的渔民,已成为人为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直接牺牲品。客观说,这恶果一半是工业化的人为,一半是掠夺式的自作孽。素以“日产一头金牛”着称的江苏启东市吕四渔港,近年来由于过度捕捞,海洋水产资源急剧减少,加上柴油等生产资料价格大幅攀升,出海捕捞船只出现大范围亏损,大批渔民负债累累,重新挣扎在贫困线。北宋大诗人晏殊赞歌的“神仙一曲渔家傲”,如今已成“一曲渔家悲”了。面对近海萎缩的生存空间,沿海各省市政府把中国渔民赴远洋捕捞当作突破渔业困境之策。所谓“远洋”,既是远渡到大西洋、印度洋、北冰洋,大多还是太平洋,在远离中国大陆靠近韩、日、越、菲等邻国的海域。这些海域,有的是已经达成协议的属于邻国海洋专属经济区,如韩国的黄海专属经济区;更多的是邻国妄图侵吞而非法占据的中国固有领海,如钓鱼岛及附近海域、南海群岛海域。日本妄图侵吞钓鱼岛,除了政治军事上的图谋,扩张其海洋专属经济区,亦是其“司马昭之心”。远洋捕捞冒死讨生活的中国渔民,一旦遇见邻国军警的狼牙虎口,而中央政府又习惯性韬光养晦,怎能不习惯性被挨打受罚?尤其是中日、中韩、中越三个渔业协定的生效,使这些问题更加突出。以前自个儿的传统渔场,现在已成别国的领海。海洋捕捞本来就很危险、很艰苦、很寂寞,如今“远洋”,渔民就更命悬一线,生死叵测了。近海无鱼,远洋无命。一方面,那种以牺牲环境和破坏生态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;另一方面,在诸多争议海域远洋捕捞,遭致邻国的严厉打压越来越具“报复性”和“情绪化”。中国渔民在争议海域受到他国非法侵扰时,对方执法人员往往用对“主权”问题“情绪化”的方式表达不满。不仅在菲律宾、越南,去年发生的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,也是日方亮肌肉表达“情绪”的后果。而今韩国海警扬言要开枪执法,更是hode不住了。邻国执法人员的粗暴和蛮横,已严重威胁中国渔民的人身安全。渔民捕捞问题,最终上升为国家外交问题,并在各自国内激起民族情绪,成为中国睦邻友好战略的持续性难题。1 2上一页下一页
[导读]董老师被划为极右分子。调子一定,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,吃蛇成了他一条罪名。有人指出他以“蛇王满”为基地,有组织有预谋反党反社会主义。参加过蛇宴者要背靠背互相揭发,没参与者则捕风捉影。岭南感旧之二十:吃蛇羹和“蛇”出洞秋风起矣,三蛇肥矣!这是老广州人常看到的广告词。确实,经过春夏的觅食,蛇在树梢洞穴,养得脑满肠肥。秋风一起,它们正准备蛰伏过冬。岭南人认为,这时候捕之食之,其肉最厚,其味最鲜,也是老饕们进补的大好机会。 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说,粤人捕蛇时,有人拿旗,有人拿枪,有人拿铁器,抓到了蛇,“旗者得胆,枪者得皮,金者得肉”。又说有一种“猫蛇,其声如猫,曰雷公马,产雷州,可食。”所谓可食者,自然是指蛇肉。“肉辟风寒”,可见岭南人早就有吃蛇的传统。 “食在广州”,广州人吃蛇,是很讲究的,多半是剔除骨,把肉撕成丝,再拌以猪肉、冬菇之类,熬成蛇羹,又撒上菊花之瓣,其味之鲜之美,无与伦比。至于所谓吃“龙虎凤”者,乃指把蛇肉与猫肉、鸡肉,烩于一锅。这种名菜,价格高昂,非一般食客可得而尝的。 提起吃蛇,非粤籍人士,多半毛骨悚然,这使人恶心的长虫,怎能下咽?传闻上世纪五十年代,苏联舞蹈家乌兰诺娃来穗,接待者享以蛇羹,却先没有告诉她。三天过后,有人问她:“那天的肉羹好吃吗?”她回答:“好极了!”问者便说:“那是蛇羹”!那“娃”一听,花容失色,“哇”的一声,把三天里吃过的东西,全呕吐得一干二净。不过,传说伏罗希洛夫元帅来访,则指名要吃蛇。大快朵颐之后,连呼“哈罗梳(俄语,好)!”毕竟是赳赳武夫,和娇娃大不一样。 解放初,大学教授的待遇不错。在我们系里,有几位教授,喜欢吃蛇,每月发了工资,董每戡、詹安泰、叶启芳等老师,往往呼朋引类,到桨栏路“蛇王满”酒家,共进蛇羹。那美味的蛇肉,自然成了他们增进友谊的催化剂。至于这几顿蛇羹,给他们的命运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,则是酒酣耳热、议论风生的教授们,做梦也想不到的。 解放初期,生产建设的热潮不断掀起,人民群众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内战,看到神州大地欣欣向荣、突飞猛进的景象,也都十分兴奋。不过,那几年,在意识形态领域里,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也不断展开,梁漱溟遭到“炮轰”,批判俞平伯、胡适以及反胡风等浪潮,一个接着一个,好些知识分子也逐渐困惑不安了。 到1957年初,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。当时,《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》发表,领导要求党内外人士大鸣大放,积极帮助各级部门整风,克服官僚主义、宗派主义、主观主义的错误。开始时,噤口不言者居多,随着领导不断鼓励,要求解除顾虑,“百家争鸣”;一再表示“言者无罪,闻者足戒”,这一来,好些人在座谈会上,从不敢发言到热烈放炮了。他们大多在主观上希望帮助整风,也不乏真知灼见,但历来“处士横议”,容易出格,说者痛快,闻者变色。不久,“事情正在起变化”,整风变成了“反右”,放言无忌的号召,变成了“引蛇出洞”的策略,出现了“反右”运动扩大化的失误。喜欢吃蛇羹的董每戡教授,便是一条被引了出洞的“蛇”。 董每戡老师是著名的戏剧家和戏曲史研究专家,他早期加入过共产党,被国民政府通缉。抗战前,他和田汉等参加“左联”,从事进步的文艺活动,救助过进步学生。抗战期间,他在大后方创作了许多话剧,反抗日本侵略。解放后,他到中大任教,讲授中国戏剧史。由于他既精文史,又懂舞台,讲课时精彩生动。听他的课,同学们就像“看”到一台戏,深受启发。那一段时间,他觉得自己受到重视,觉得祖国前途一片光明,因而意气凤发,连续发表专著和文章,在学术界、戏曲界产生很大的影响。 董老师一向追求进步,既然领导号召帮助整风,便认为应该积极响应。1957年春,他还主动以词代信,寄给曾受批判的老朋友俞平伯先生: 莫负屠龙手,鬓星星壮怀未老,热肠如旧。健笔常存应自许,文苑犹堪驰骤。况又值争鸣时候。转眼春来花齐放,好江山万里铺锦绣。生盛世,恨何有?《红楼》依旧还重究,更无妨从容论道,夜随清昼。今日爱才非昔日,珍惜儒林老宿。劝莫学金人缄口。地北天南常怀想,献芜词可获同心否?希赐复,正纰缪。[金缕曲] 当时,俞平伯先生也以词作答,但只说些怀念的话。看来前车可鉴,积极性并不高。董老师则不然,“事情正在起变化”,他却浑然不觉,还兴致勃勃地在报刊上发表几首批评官僚主义的诗歌。 到了1957年6月中旬,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来中大小礼堂召开座谈会。那天的会,开始时一度冷场,陶铸一眼看到董老师,便请他发言,说:“我看到您写的诗了,不错嘛!”还背诵了其中一首:“书生自有嶙嶒骨,最重交情最厌官;倘若推诚真信赖,自能沥胆与披肝。”董老师推辞不得,也来劲了,他批评了学校不重视学术的风气:“一些党员有两副面孔,平时不接近群众,是寡妇面孔,不苟言笑。”陶铸插话:“是冷若冰霜!”董老师接着说:“运动来了,则转为屠夫面孔,冷酷无情。”语言生动的董老师,素来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,谁知这回话音一落,可怜便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。这条“蛇”,被引出了洞了。当然,到“文革”初期,陶铸同志被调到北京,极受重用,又谁知,不久“四人帮”提出打倒“刘、邓、陶”,可怜他沦为“牛鬼蛇神”,莫名其妙地也成了“蛇”,这是后话。到七月,董老师被划为极右分子。调子一定,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,吃蛇,成了他一条罪名。有人指出他以“蛇王满”为基地,有组织有预谋反党反社会主义。参加过蛇宴者要背靠背互相揭发,没参与者则捕风捉影。于是,董老师吃蛇羹,竟为蛇所累。那时候,许多人心中不平,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素来拥护党,我们也明明听到,他只是对一些党员有意见,怎么能说他仇视党?有人为他辩护,而辩护者则被视为同情“右派”,立即受到严厉的警告。为求自保,思想不通者赶紧拼命检讨,或抄大字报,或画漫画,努力表示与“右派”划清界限。也有些人立即跟风,表示立场坚定。至于或出于个人恩怨,或出于名利纷争,落井下石者,也是有的。从此,董先生和那些参加过蛇羹的“蛇”,陷入了“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”,他们的言论被夸大,被歪曲,被无限上纲,许多人含冤抱屈。 粤谚云:“大石压死蟹”,在不讲法治的年代,被划为右派者“欲辩己无辞”,只能心中懊恼。他们自以为帮助整风,谁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董老师曾写诗告诉陈寅恪先生:“长日空怀心耿耿,连宵深悔夜茫茫”,“浮名已被多言误,大错宁成致命伤!”悲苦之情,溢于言表。 董老师不甘受到委屈,便辞职回湘,以为还可以卖文度日,但谁敢发表“右派”分子的文章?整整二十年,他一家三口,住在潮湿窄仄的房子里,十分贫困。但是,董老师坚信他的问题终能澄清,一直发奋著书。他没钱买纸,便捡废纸做稿纸;右手写坏了,便改用左手执笔;后来左手也不行了,则以右手横握笔杆,以左手推着笔尖书写。就这样,“病手推成文百万”,竟写成《五大名剧论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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